我踏入社会刚开始做销售时，带我们的老大是跟着老板创业的元老功臣，算是老资格了。我很不解，他不仅牢牢地掌握部门的客户资源，还可以拉拢一帮听话的销售，却没有耐心带我们。我心想，我们做出来的不都是你的业绩吗？我们做得好你不更好了。

等工作时间长了，社会阅历丰富了，我发现这样的逻辑简直太幼稚了。这种现象在公司里太普遍了，很多追随老板起家、持有公司股份、身为公司高层的人也如此，客户资源攥的更紧，小山头更加明显、公司资源垄断在手，很少有人能从他手底下冒出来。技术、服务、商务都优先保证他的项目，他感觉对他有威胁的人千方百计地排挤出去。公司的改革方案到他那里便走不下去，总找各种理由乖离。老板对此无可奈何，想让他屁股让一让，发现没他还玩不转。

很多员工不解，他是公司的股东，公司搞好了他不是分的更多吗？这些员工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些所谓的小股东、元老、功臣这样做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即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安全起见，加强对公司资源的控股，以便必要时和老板进行博弈。我那时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小股东定律。

在公司这种思维模式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最直接对应历史和现实无数‘狡兔死、走狗烹’或所谓的‘过河拆桥’事件。

这种杀戮功臣的始作俑者不知何人，但汉高祖刘邦分明是历史上极其恶劣的其中一个，所以英布造反的时候，汝阴侯滕公召原楚国令尹问这事。令尹说：“他本来就当造反。”滕公说：“皇上分割土地立他为王，分赐爵位让他显贵，面南听政立为万乘之主，他为什么反呢？”令尹说：“往年杀死彭越，前年杀死韩信，这三个人有同样的功劳，是结为一体的人，自然会怀疑祸患殃及本身，所以造反了。刘邦打天下的时候为了让他们出死力，便割地赐他们为王，等坐稳了天下，流氓出身的皇帝的小算盘算得门清，江山是我刘家的，要传到子孙后代，弄几个国中国算怎么回事，于是当然要清掉，于是跟群臣约定非刘氏不得称王。比起周武王的气度差远了，倘若姜子牙来辅佐他，功成之后，不学者张良从赤松子游去，等着分茅裂土，多半也被一刀咔嚓了。

刘邦的流毒极其恶劣，至于后面的很多开国之君刚坐上宝座，便开始迫不及待杀起功臣来。跟刘邦同样布衣出身的朱元璋更胜一筹，简直把开国的功臣都屠戮殆尽。比较仁慈的刘秀算一个、李世民算一个，宋太祖也算一个。宋太宗算设计了一个退出机制，杯酒释兵权。说得很坦率，你们握着兵权我睡不着觉，得了，解了兵权回去当富家翁，踏踏实实享福去吧。

当然不是所有的功臣都会引颈待戮，甘心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所以英布就会起兵谋反。唐肃宗时，郭子仪手下的大将仆固怀恩为平定安史之乱立下赫赫战功，可是因为跟宦官边令诚有点小矛盾。疑心皇帝要收拾他，便引着吐蕃来入侵。德宗时，收复长安的大将李晟被皇帝收了兵权，做了一个荣誉宰相，成天过的战战兢兢，一日听到大理寺捉到什么人在审问谋反什么的，吓得眼睛都哭肿了，慌忙找当时在皇帝耳边说话好使另一个宰相李泌解救。李晟为什么害怕，他自己解释，说他家人口数百口，万一有一个牵连其中，哪里说的清楚，这不是株连九族的罪吗？

曹操曾经对自己的谋士们有一段推心置腹的话，说他自己不会称帝，天下没有他不知道几人称孤几人称帝（此句出自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但是他也绝不可能放下兵权。他手握重兵，把汉献帝看的死死的，汉献帝还三番五次想除掉他呢。所以我们来看唐明皇李隆基的权臣李林甫的所作所为，从这个层面来解释就容易多了，他垄断百官上书皇帝的通道，所有的到皇帝的奏表都要先经过他，又警告百官们不要做立仗马鸣，鸣了一声立刻被牵走，五品的食料立马没有了。李林甫深层的原因何尝不是保障安全呢。

等到中晚唐时，王仙芝黄巢起兵，几千由饥民拼凑的乌合之众，面对数量占绝对优势的优势的朝廷正规军，竟然从容地绕来绕去。真以为这两个私盐贩子出身的人是军事天才，能以弱胜强、以少胜多，非也。因为那些追剿的将领普遍有个账本，朝廷最喜欢负人，灭了贼寇就该拿他们开刀了，所以不如留着贼寇，让朝廷既要依赖他们，又不敢把他们怎么样。于是黄巢后来越做越大。最后攻陷长安，直接把唐朝往深水里推了一把。

透过这些历史事件，结合公司里的这种现象，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小股东定律。其原因大约有三点。

其一，老板习惯把公司当作自己的家业，禁脔，不愿意拿出来分享，有时候给一些功臣股份也是权宜之计，私下里在财务、分肥等方面动手脚。并时时流露出一种杀机。因此，这种博弈难以在所难免。

其二、这些所谓的功臣元老恃功而骄，动不动摆老资格，以势压人，反倒成了公司的障碍，不清理出去会严重制约公司的发展。

其三、关键的所在，没有设计一个良好的退出机制，让退出者在利益上有所保障。

你看看历史上君臣关系搞得如此复杂，刀光剑影，爱恨情仇。

其实剥开到最后就这么三条。老板胸怀大一点，功臣们收敛一点，利益都让一点。做好这三个一点这个定律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