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国内大家出门已经很少用到现金了，去吃早点支付宝扫码买包子和稀饭，中午定外卖用微信支付，下班后去菜市场买了一些萝卜青菜也是扫码支付。据说某位留美多年著名的克莱登大学毕业的博士回北京探亲，去唱歌喝酒按摩洗浴，之后竟然扫美女手臂上二维码付账，感慨科技改变生活品质，这位博士已经坚定的准备回国当“海龟”。

猴年春节期间，微信红包总收发次数达321亿次，共有约5亿人参与抢红包，相较于羊年春节增长了近10倍。支付宝公布的数据显示，除夕当晚有超过1亿人通过支付宝“咻一咻”抢到总值8亿元的春晚红包，红包总参与互动次数为3245亿次，是羊年春晚互动次数的29.5倍。

从2016年数据统计来看，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金额增长两倍多，达到5.5万亿美元。而去年美国的移动支付增长39%，达到1120亿美元。这显示，中国去年的移动支付金额大于美国将近50倍。

相对中国国内移动支付的快速普及，反而在最早开始移动支付的美国没有做起来。Apple Pay等移动支付工具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也是叫好不叫座，处境尴尬。

最近以来很多专家们对美国很少使用移动支付的现状极为关注，纷纷撰文描写美国人民的惨状。从支付场景，消费习惯，技术普及等各方面，分析背后原因都有一定的道理。看了几篇文章后都是隔靴搔痒，没有抓住痛点的感觉。

自从老张在美国创业做了Unewsky屋新天 经营不动产买卖出租融资贷款业务，漫步在纽约大街小巷，穿梭于市井深处与金融圈子。每天与美国的三教九流打交道中逐渐的对美国人的一些想法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

深挖美国人民为啥不爱用移动支付，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和美国纳税方式的巨大差异！美国课税操作中采用申报制，而中国采用执行制。根据美国税法及实际操作中规定，存款利息超过10美元就需要进行申报，可见理论上美国对于个人收入申报相当的严格。

简单来说美国是以家庭或个人为课税主体的情况下，任何个人或家庭都应该在每年的4月15日前对上年度收入进行申报。众所周知美国是“万税”之国，美国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IRS(国税局)来audit(查账)，特别是针对做小生意的人，不论是开小公司，或是拿1099表(自雇报税)，很多人报Schedule C，据说IRS会拿着放大镜来检视你的Schedule C税表。

在美国可以看到大街小巷上有很多做汉堡，烤肉串或者黑暗料理路边摊的年轻人，如果他接受使用类似微信或者支付宝这样的移动支付收款，那么他的银行账户将忠实的记录他的每一笔收入，并且根据法规要求这位做烤肉的年轻人必须申报收入。

按照屋新天给老张发的W2税表(普通雇佣)来看，承担的税负比例超过收入的40%以上，随收入提升需要上交的税款比例可能更高。再加上各种保险，医疗保险后，到手收入可能低于总收入50%,一不小心就成为“月光白领”。

在美国存在着大量的小商贩，出租司机，中小餐饮店，小商店，农场体力劳动者，手工业者，建筑工人，清洁工人等，不完全统计总数有5500万人甚至更多，每个人都是独立纳税的主体，他们每一笔收入理论上都需要申报纳税。

事实上活跃在街头饭馆，小商铺，农场采摘，收拾垃圾，帮佣带孩子，工地搬砖，路边烤肉摊的大量从业者，工作非常的辛苦，收入并不是太高。日常非常偏爱现金交易收取劳动报酬，如果采用移动支付所有收入都可以被监管，他们认为可能将会使本来就贫穷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

大量中低收入从业者还在领取社会保障和福利，免费医疗，家庭退税，食品券等都与收入直接挂钩，以3口之家为例如果收入增加到3.5万美元以上基本就没有资格再享受各种保障型福利。

同时在低端产业，体力劳动者和小生意从业者中还有大量的无证移民(非法移民)，更是不愿意把自己的任何信息，特别是收入暴露给第三方或者在政府的监控之下，在某些区域和行业中的灰色地带，存在着难以计数的现金交易。

反观中国税收采用执行制，课税主体为企业法人，个人所得税只占到总税收中极小一部分。中国以间接税为主，主要向企业征税，便于执行操作；美国以直接税为主，主要向个人征税，调节收入分配功能强。

中国侧重向企业征税，以2016年为例，13万亿总税收收入中，除了1万亿个人所得税之外，其余超过90%的税收都是以企业为征税对象收上来的，包括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等。美国联邦的税收结构以直接税和个人税为主体，个人所得税占到美国联邦税收收入的71%

采用哪种税收制度都是适应本国国情，长期总结出来的一套经过时间证明有效的方法。如在美国法律框架下，资本全球自由流动，对于企业来说非常容易的把利润和资金留在海外或者全球配置，企业合理避税手段方法非常多，政府被迫只能以个人家庭为征税主体。而中国的具体情况似乎更适合针对企业法人征收税款，如果在中国国内实行类似美国的针对个人征税为主的方式必然也是行不通的。

中美两国征税成本有着结构性差异。美国的征税成本为0.58%，而中国的常年徘徊在6-8%左右，部分地区征税成本超过10% 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国税，地税两套班子，人员冗余机构臃肿，很多基层地税系统征税成本达到20-30%,甚至有超过50%的区域。

目前中国国内个人所得税在总税收中占比只有5%左右，现实情况中股票，利息，赠予等都是没有向个人征税。日常生活中自己开网店，当家教，做兼职，甚至建筑装修等，收多少钱都是自己的，大家似乎都没有如同美国一样进行收入申报的习惯。

在现阶段，希望中国国内中小商人，体力劳动者，自行创业的年轻人，类似美国一样主动申报收入是不现实的。如果派驻税务人员深入街头巷尾去基层向老百姓收税，完全没有操作性，征收成本也会暴增，可能收上来的税款还没有征收成本多。执行过程中必然还会遇到大量逃避或者不交税的人，如何执法公平和尺度也是难以把握的，还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

中美两国征税方式的系统差异，导致了移动支付在中国国内如火如荼的发展。而在美国则没有发展的必要基础条件，可以预测日常生活中小额移动支付未来也将很难推广开。

从在北京大望路地铁口吃早点买包子扫描支付，纽约第五大道中央公园旁抓一大把零钱买热狗，看到中美间移动支付应用层面巨大差异，其实背后是两国征税体系的不同。对于征税体系再深挖下，可以更进一步的解读。

这几天川普总统面对美国政府债务违约的风险，忙着提高政府债务上限。截止到2016年12月31日，美国政府已达19.98万亿美元，比2016年GDP的18.7万亿美元还高。从历史上来看自1939年美国债务上限已经上调105次，几乎每年都有政府要关门的传言。2013年联邦政府在10月1日至17日关闭，就是因为税收赶不上债务赤字造成政府停摆。

从历史上来看美国建国以来政府基本就一直处于“没钱”状态，主要就是靠向老百姓收税和举债度日。自1913年底成立美联储，美国有了形式上的中央银行，但是美联储从诞生之初就与美国政府保持距离，相对受政府影响比较小，通常美国政府无法通过行政命令，直接操作美联储和商业银行的运作。

相对美国政府的”无为，无能”，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就体现出来了，这几年不论是高铁，机场，各种大型基础设计建设，基本上都是领先世界的感觉。完全不差钱，只要有需求，政策性资金会通过人民银行以及国有商业银行源源不断地进行投放。

人民币的发行来自于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信用，而美元发行则是在不断交换过程中的平衡与妥协的产物。从内涵与外延的角度去看，外表看来都是钱的概念，具备一切钱的功能且可以互相交换，但是两种货币内涵或者说产生的基因完全不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再进行深入的思考。

简单的来说就是中国政府控制力更强，政府自己就具备直接发行货币的能力。同时分税制改革后，土地出让金已经成为地方财政重要收入，甚至是主要收入。作为中国的税务部门来说，只需要“抓大放小”重点对企业课税以及流通环节中的增值税，基本不必要去对无数“贩夫走卒”的收入征收税款。

美国政府本身无法直接发行创造货币，对于大企业把利润转到海外等各种合理避税的做法也比较头疼和束手无策。华尔街和硅谷大佬们似乎既不相信也不听川普忽悠，截止到2016年把占GDP 14%的2.5万亿美元的现金利润囤积在海外。美国政府只能不断地借钱或者紧盯着每个公民的收入才可以维持运转，很多“觉悟不高”的老百姓们更是纷纷捂紧腰包，绝对不会主动的使用移动支付工具，在日常生活中大量的使用现金交易，让美国政府无法掌握真实收入。

中美两国货币政策本质性的区别，导致了政府收支渠道的不同，进而决定了税收系统和主要征税对象的差异，使纳税人面对移动支付时的心态完全不同。最后结果就是在北京路边摊买个西安肉夹馍都可以拿出手机支付宝或微信付账，在美国纽约街头同样买个西安肉夹馍则只能用现金并找回一大把硬币在口袋里叮当乱响。

最后补充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近5年来随着国内高净值人群和中产阶级移民美国热潮，还有大量的“空中飞人”中美两边跑，外交人员，中资企业外派员工，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也是人数暴增。大量国内新来的朋友形成了有别于传统老华人的群体(2008年以前到美国)，最近来到美国的中国人都可以熟练使用支付宝，微信扫码付款，以屋新天聚焦的纽约地产市场为例，租房收定金大家经常使用微信转账，甚至有时买房也通过支付宝直接转账交付定金，也有一些平时生活在中国国内在美国投资买房的客户，可以接受租客微信支付宝人民币交房租。

最近在纽约日常生活中有些打车平台可以直接使用微信红包，大家出去吃饭也经常微信AA制付款，买卖二手家具家电宠物都可以扫码付人民币。在菜市场偶尔也可以看到柜台上摆的欢迎使用支付宝的广告牌。在美国特别是纽约，洛杉矶，旧金山等大城市中新华人聚集的区域，正在快速形成一个以支付宝和微信为载体的人民币移动支付的“圈子”

中国人之间通过微信始终保持连接，瞬间完成支付，把一些美国朋友看的目瞪口呆，纷纷感慨中国先进的软件应用能力。这时我们总会语重心长的告诉对方，我们中国人不远万里来到纽约，这是一种国际主义精神，美国人民需要我们。